哪家在公关
杜奕也感到惶惑：银监会怎么不强硬到底?他的疑问是：银监会35天之内作出两次紧急举动(分别以紧急电话通知、发急件的形式通知各相关机构)，“怎么说也是件大事情，态度怎么转变那么快”?
“这是一锅被利益搅浑的粥，各种意见，各怀动机，各自为政。”如上不愿具名的专业人士断言，“银监会之前的叫停不过是缓兵之计。”
银信合作，牵涉到投资者、银行、信托公司、投资机构、理财产品终端使用者等一批庞大的群体。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往往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投资者发现自己的钱被乱用，就会去投诉。高层于是紧急叫停。但是，这就断了银行、信托公司、投资顾问等利益群体的财路。”该人士说，“这些利益群体如坐针毡，开始奔走游说、公关。”
“他们向高层诉说起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或称中国富人越来越多，金融理财服务旺盛;或主张通货膨胀下百姓的钱不应趴在银行里贬值，做投资是明智选择;或保证将这些理财资金由表外转到表内(纳入信贷规模控制中)以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希望不要将他们‘一棍子打死’。如此一来，银信合作又出来了。”他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漩涡还不止于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业投资基金、房地产行业、高利贷市场等最终利用银行理财资金的群体也被指责为力主沉浮的推手。
虽然杜奕和李涵并不知晓银监会在政策转变过程中，是否召集其所在的银行和信托公司等开会，但二人均坦陈，新政让他们看到刻意折中和平衡利益的影子：一方面，默许银信继续合作;另一方面，作为平衡，在宏观政策诉求上，新政倾向于适当控制风险，令银行将理财产品纳入信贷规模控制范围中。如是互有攻守。
幕后推手的说法被北京某投资机构刘经理反驳，尽管他也认为银监会新政是“各方利益协调后的产物”，但其誓言从头到尾均未参与过利益博弈动议，并反驳该新政被利益群体左右的说法。
而北京某家商业银行则不愿接受采访，电话那边只是强调：“新政都已经出来了，难得稳定、明朗下来，就不要再起波澜了。”
不安与自责
对于不明就里的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样的指摘、揣度越发增其安全忧虑。
3个月前，老王头在出租车上看到“光大银行‘金葵花’理财产品火热发售中”的广告，心血来潮的他满怀对预期收益率的憧憬来到银行柜台。现在他心里却直犯嘀咕：我买的理财产品是不是也跟这个银信合作有关?我的钱现在到哪儿了?该不会上广告的当了吧!
对于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他显然没有概念。他说，虽然国家禁止金融机构将他的钱投资到某高风险领域，然而，银信合作这种不断转信托的方式规避了这种监管，他的钱极有可能已被投入到某些高风险领域。
“银信合作涉及的环节多，而信托通道比较灵活。由于监管缺失，这其中各方关系确实尚未明确，老百姓是难以对面临的风险和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作出审慎判断。”兴业银行总行资产营运中心分析师蒋舒说。
对于老王头的不安，身在信托公司工作的李涵颇感自责。他此时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既为银监会保留其“口粮”的行为感到欣喜，也为信托业在银信合作中的帮凶行为感到羞愧。在化名博客里，他抨击信托业依赖银行理财产品攫取眼前利润的扭曲发展之途：信托公司你从银行那里拿来钱，又转手交给其他投资机构，银行由此达到了瞒天过海的放贷目的，那信托公司你自己又有什么价值?
“可以说，在银信合作环节中，信托公司是不创造任何价值的，它仅仅是一个叫卖的牌照，是‘金融寄生虫’。”刚从日本考察回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王涌解释，“我国信托公司差距很大，现在走的是一条不可持续发展的不归路、短视之路，应尽快回归其资产管理的本职。”
“不论对于银行规避政策监管之弊，还是对于投资者资金安全，还是对于信托业的发展，宽容的银信合作新政都难彻底消弭其中的隐患。”他难掩遗憾，银信合作新政实为各方的非理性发展埋下了纵容的种子。
如今，多数金融业人士仍追捧“规避监管所以产生金融创新”的规律，并坚信银信合作会迎来自新的机遇以及产生更多推陈出新的模式。对此，王涌不予苟同：“长痛不如短痛，不要再沉浸在这种预期中流连忘返了，任何的限制、收紧、改良都难防死灰复燃的弊端。”他鲜明提出，“必须彻底切断、绝对抛弃银信合作这个模式。”
